更让林恩皱眉的是德瑞事后面对媒体的态度。

他将这起严重的暴力事件轻描淡写为“争执”或“打架”，甚至归咎于受害者，暗示是对方先挑衅、不尊重他，他的行为是“理所当然”的反应。

在1991年《滚石》杂志的一篇报道中，谈及此事，他说了一句非常臭名昭着的话：

“这不像我计划好的。它发生了，我道过歉了，我们就这么翻篇吧...我那时喝醉了，我正在努力把这事儿抛在脑后。如果她还在耿耿于怀，那是她的问题。”

但林恩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理解（并非认同）这些行为背后的逻辑。

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“匪帮说唱”（Gangsta Rap）文化语境下，德瑞的公众形象被塑造成一个“街头硬汉”，暴力，包括对女性的暴力有时被扭曲为一种“力量”、“真实”和“不容侵犯”的象征。

他的公开表态完全符合这一扭曲的人设：不认错（认错会被视为软弱）、不反思、甚至将暴力行为辩解为对“不尊重”的回击，并将其艺术化写入歌词作为吹嘘的资本。

具体到迪·巴恩斯事件，在林恩看来，问题的核心其实是媒体与明星之间固有的矛盾。

这些八卦媒体为了新闻和热度无所不用其极的尿性，他再清楚不过，就像当初在《与狼共舞》首映时，新闻集团派来挑衅自己的那个记者。

只是黑人音乐人们普遍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和媒体应对训练，成名后身边也缺乏足够专业、冷静的团队。

他们的随行人员往往就是和他们在贫民窟里从小混到大的跟班，这些人素质更低、更冲动，只会扩大矛盾。

也不会有人引导他们该如何正确、理性地处理这些潜在的冲突和挑衅。

“如果换成是我，”林恩心想，“有哈维、福勒、盖伊和专业的安保团队在，这些矛盾根本不需要我亲自出手解决——当然，除了我亲手揍了查理·辛那一次例外。”

林恩将脑海中关于德瑞暴力记录的思绪暂时搁置，目光重新聚焦在眼前这位沉默寡言、甚至显得有些拘谨的音乐天才身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