反之，武田是拥有常春藤联盟博士学位的跨国公司高管，纳税记录良好，是社区意义上的‘模范公民’。在‘合理性恐惧’的天平上，你觉得一个由普通纽约市民组成的陪审团会倾向谁？”

一直沉默地站在窗边的媒体关系主管戴维·陈转过身，脸色凝重地插话，他的声音带着对舆论风暴的深切担忧：“鲍勃，法律层面的攻防我们可以留给法庭去辩论。但舆论的审判庭已经提前做出了判决。

不起诉？这意味着我们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变相承认：一个人在自家门内，只要‘主观感知’到威胁——哪怕这个威胁还被一道坚固的门挡在外面——就有权使用致命武力。

这会被无数人解读为司法系统向富人、向那些拥有顶级安保住宅的人倾斜，为他们开了‘以恐惧为名进行私刑’的绿灯！

NAACP（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）和整个民权社群会认为我们亲手撕碎了正当防卫的法律底线，后果不堪设想！”

“那起诉呢？！”卡普兰猛地抬起头，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盯住戴维，声音陡然拔高，带着一种被逼到绝境的激动，“以过失杀人，甚至二级谋杀罪起诉武田幸人？然后呢？你有多少把握？

在斯特林那种顶级诉讼律师、还有他背后三菱集团聘请的庞大专家团的围剿下，你有超过五成的信心，能让一个纽约陪审团‘排除合理怀疑’，一致同意判定武田‘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’（超越合理怀疑）有罪吗？！”

他不需要他们回答。办公室内死一般的寂静已经给出了答案——胜算渺茫，甚至可能不足三成。

当然，卡普兰不会提及不久前面临的压力来源。

他回想起之前与朱利安尼那次短暂的、气氛微妙的私下会面。

朱利安尼拍着他的肩膀，语气“恳切”：

“鲍勃，这个案子很棘手，我理解。但纽约的法治精神不能因为街头的威胁而动摇。我们必须相信程序，一个完整、公正的程序。我注意到公众对此事关注度极高，拖延只会滋生谣言。

小主，

作为你的上级，我授权并建议你，立即启动大陪审团程序，并确保其高效、透明地运行。我的办公室会全力支持你，提供一切必要的资源，排除任何不必要的行政干扰。”

朱利安尼的介入，对于卡普兰来说，是把双刃剑。一方面，这给了他一个顶头上司的明确指令，让他可以部分卸下个人责任。另一方面，这压力变得更具体、更无法抗拒。

“如果我们起诉然后败诉，”卡普兰一字一顿地说，“那传递的信息会更可怕：司法系统无法保护一个在自己家中、面对斧劈家门的人。全城的房产主、中产阶级会立刻倒向武田一边，认为司法系统背叛了他们。那时的撕裂，将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撕裂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