福勒瞥了一眼电视，评价道：“这种批评声音总会有，但很难形成主流，更难以动员广泛的抵制。因为歌曲本身在‘政治正确’的层面无可指摘——它鼓励积极、坚韧、追求美好，反对暴力，呼唤团结。

它不指向任何具体的政策或人物，让反对者找不到发力的抓手。杰克逊牧师的论点，在学术和活动家圈子里会有共鸣，但对普通民众来说，太深奥，也太沉重了。大多数人此刻需要的，可能恰恰是这种‘麻醉剂’。”

就在这时，书房里那部电话响了起来。林恩和福勒对视一眼，林恩示意她稍等，自己拿起了听筒。

“我是LINK。”

“LINK先生，早上好。我是约翰·苏努努。”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沉稳的男声，语气正式而不失温度。

“幕僚长先生，早上好。很意外能接到您的电话。”林恩坐直了身体，语气保持尊敬。

“总统先生委托我，务必亲自向您转达他最深切的感谢。”苏努努的声音透过听筒，清晰而有力，“对于您昨晚在洛杉矶的非凡之举。总统先生观看了部分直播，他评价您‘识大体’、‘有手腕’，在政府力量一时难以企及的层面，用文化的手段，做了我们很难做到的事情——有效地安抚了民众情绪，为局势降温提供了宝贵的缓冲。他非常赞赏。”

“您过誉了，幕僚长先生。我只是做了一点力所能及、一个公民该做的事。能对局势有所帮助，是我的荣幸。”林恩谦逊地回应，心里却暗道，这个电话来得正是时候，雪中送炭的功劳，总要好过锦上添花的恭维。

“您的贡献，总统先生和我们都看在眼里。”苏努努话锋似乎微微一顿，进入了正题，“另外，总统先生提到，您似乎有一些商业上的计划，可能涉及到目前一些……受管制的外国资产？”

林恩心领神会，立刻接上：“是的，幕僚长先生。我正想寻找合适的时机向您和总统先生汇报。我与大卫·格芬先生，以及贝莱德的拉里·芬克先生，一直在筹备对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收购。

这家公司目前隶属于索尼，而索尼及其母公司，恰好在此次制裁名单之中，其在美国的资产交易受限。我们需要向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申请特别许可，不知道……”